在我们小村的后趟街，赵家大院东邻，便是刘子友的故居所在。那是典型的旧式平房，一明两暗共有三间。当年刘子友的妻子褚香秀带着两个子女住在西间，中间是厨房，东间住着他的老父亲，母亲已于六十年代初去世了。如今房子还是那所房子，只是有些破败，并且已经换了两茬主人。院墙外曾经有过一株大柳树，是人们夏日乘凉的好地方，现在也只剩下一座巨大的树墩子了，但仍然可以想像昔日浓荫蔽日的风采。

东北平房，图片选自网络

刘子友的父亲叫刘三。至于大名叫什么，村里几乎无人知晓。其实那个时代的人对正式的名字是不重视的，能有个称呼就行了。比如，古时候汉高祖刘邦的老爹叫刘太公，也不是名字，到底叫什么大名，恐怕连刘邦也不知道，史书上也无记载。如果确实有名字，司马迁能不写上吗？刘三倒是还有一个绰号，叫黑首。黑首是刘三的匪号，是解放前他当胡子时由胡子头给起的。因为他长得黑，胡子头就叫他黑首。刘三去当胡子，实在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才干的。另外，在日伪和民国时期，东北胡子遍地，见啥抢啥，谁家要是有个胡子，也能免于其他胡子光顾，算是保一家平安了。据老人们讲，刘三当胡子，一没枪，二没刀。他没打过人，更没杀过人，只是随帮唱曲跟着拿点东西，并且从没有进过本屯刮过旋风。日本人在时，他们这伙土匪还抢过日本人的物资，所以村里人都众口一辞地说刘三是一条好汉。解放后搞镇反，刘三因为没有民愤而保往了一条命，竟然也没有蹲进大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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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西土匪，来自网络

刘子友是刘三唯一的儿子，于一九三九年出生在小赵家屯的一个破马架里。马架房，是解放前东北既简陋又普遍的一种民房。建筑很简单，先在地上立几根木头柱子，上边用木头搭上架子；然后扎秫秸把子作大山墙，顶上铺秫秸薄子；再里里外外抹上泥巴，大山墙和房顶要用高粱挠子粘在泥巴上防止雨水冲刷；最后用泥土堆个前脸，安上门窗，房子就建成了。那时很多穷人家都住这种房子。解放前刘三家就住在这样的马架房里。现在的三间平房，是五十年代末在破马架的原址上建的。

马架子房，来自网络

就是在这间破马架房里，诞生了小村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学生，也是那场史无前例之前唯一的大学生。刘子友的名字，当年掷地有声，是村里人的骄傲，是人们心目中的状元，是小村闯出江湖的第一人。

或许是刘三当过胡子的缘故吧，世面见得多了，所以对儿子的教育格外关心。就像胡子出身的大老粗张作霖，当上了东北王后，十分注视教育，身边笼络了很多知识分子，对自己的子女更是施教有方，促其学业有成。刘子友从小少言寡语，不太合群。在父亲的严管下，埋头读书，一门心思地想考上大学。六一年高考落榜，他不灰心，第二年再试，终于如愿以偿，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，在光学仪器专业学习。

一九六六年，刘子友成绩优异，完成学业，被分配到武汉某军企工作。此时的刘子友，一腔抱负，满腹才学，相貌英俊，意气风发，凭着对科技工作的热爱，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。

刘子友的妻子褚香秀，是当地的小学民办教师，聪明伶俐，长相百里挑一。她的父亲和刘三是老一辈的关系了，刘三早就认了这位准儿媳妇。刘子友还在上大学的时候，就由刘三作主，回来与褚香秀完了婚，后来接连生了一子一女。

刘子友大学毕业后，来到大城市工作。面对花花绿绿的新世界，他视若无物，只知埋头工作，搞技术攻关，满心盼望着立功受奖，为党为社会多做贡献。凭他扎实的知识基础，给工厂攻克了很多技术难关。参加工作第二年，他就被培养为入党积极分子。但他对政治似乎毫无兴趣，积极分子当了几年，却一直没有迈进党的大门。时值动乱，工厂分成了几派，他哪派都不参与，拉着扯着都不去，只是埋头搞他的科研项目，造反派们倒也拿他无可奈何。但是有一件事，使刘子友一直心理不平衡，那就是和家属两地分居的问题，还一时无法解决。他只能在每年的春节，才能回家和妻子团圆几日。他吃在厂里，住在厂里，每天看到同事下班回家享受天伦之乐，心理很不是滋味，他就暗暗地埋怨老爸不该给他找个农村对象。但他是没有想当现代陈世美的念头的，于是就年年给组织打报告，请求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。组织上自然有组织上的大事，各派人马闹得正欢，人人自危，哪有心思解决他的个人问题，就一直拖了下来。一直拖到一九七二年，他这里倒是相安无事，后院却起火了。

刘三给儿子寄了一封信，内容大意有两点：一是褚香秀有男女作风问题，二是对老人不孝顺，问他怎么办。刘子友当即请假回家，到家后免不了一场恶吵。但妻子死活不承认有作风问题，究竟有没有这事，他是无法调查清楚的。刘三也是听到屯中议论，信以为真，才写的信。刘子友一想到两地分居遥遥无期，妻子又闹出桃色事件，索性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于是就提出离婚。褚香秀当然不会同意的，刘子友临走丢下了一句狠话说：你不同意离婚，我就永远不回来了。

刘子友前脚刚走，褚香秀怀着满肚子的委曲，也从东北赶到了武汉，她是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来的。她首先找到厂里领导，声明自己的清白，对刘子友的无情无义大加挞伐。最不应该的是，她揭发了刘子友父亲当过土匪的事。厂革委会自然是非常重视的，很快就对刘子友作出了三?项处理决定：一是不准和妻子离婚；二是取消其入党积极分子资格；三是把工作调到贵阳新厂。

贵阳新厂位于贵阳市远郊的一个偏僻的山沟里，厂子正处于建设期，条件异常艰苦。对他打击最大的是，他还失去了喜爱和擅长的科研工作。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和建筑工人一起，搬砖砌墙搞基建。他开始对组织不满，并且更加恼恨褚香秀。从此，他对家庭、对工作、对政治前途全都绝望了。

在贵阳新厂，他结识了一个叫严勇的朋友。严勇也是一名大学生，也有过曲折的经历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二人自然言语投机，只叹相见恨晚。一九七三年下半年，刘子友和严勇与厂组织不辞而别，双双失踪了。

一九七四年初的一天，还有几天就要过春节了，小村里已经开始弥漫着节日气氛。各家各户忙着写对联贴年画，挂灯笼备年货。条件好些的，已经开始杀猪请客了。前街后街，村头院落，充满了孩子们的欢笑声。

下午时分，从村南的小道上走来一个人，风尘仆仆，步履蹒跚，身上背着一个帆布挎包和一捆甘蔗。这个人渐渐地向村头走近，正在村边玩耍的一群孩子，被这个人背上一捆紫绿色甘蔗吸引了。有的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，有的虽然认识但是没有吃过。有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开始认出了这个背着甘蔗的人，忙不迭地跑向老刘家送信：“刘丫，刘丫，你爸爸回来啦！”

真的是爸爸回来了！女儿刘丫和弟弟刘小看着亲切而又似乎陌生的爸爸，躲在一边怯怯地笑着。褚香秀接过行李，掸着丈夫身上的尘土，说不上是惊是喜还是怨。刘三盯了儿子半晌，方才不安地说：“你去哪了，前些日子厂子来人，问你回家来过没有，到底出啥事了？”刘子友淡淡地说：“爸爸，我没事，我饿了，吃完饭再说。”褚香秀赶忙烧火做饭。饭菜做好，摆上桌，刘子友和老父亲刘三盘腿而坐。刘子友先给刘三斟满一杯烧酒，自己也倒上，端起酒盅刚要喝，听见过间有人招呼：“子友啊，啥时回来的？”刘子友扭头一看，是屯中的老党员房庭柱。他叫了一声二叔，赶忙穿鞋下地，握手寒喧。忽然刘子友一脸惊异，房庭柱的两只大手死死地握住他的双手，再也不肯松开。猛然看到，公社的刘公安穿着白衣蓝裤警装，带着五六个民兵闯进屋来。刘公安在公社工作多年，刘子友早就认识。只见刘公安用手枪顶到了他的脑门上，说声“别动”，一名民兵立即掏出手铐，紧紧地铐住了他的双手。紧接着，刘公安从刘子友的帆布兜里搜出了一把匕首和一件救生衣。刘子友被带走了，在村民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低着头，走路趔趔趄趄，一言不发。

图片来自网络

两个月后，大队部接到从贵州传来的消息，刘子友因判国罪被逮捕。后来得知，刘子友和严勇密谋越境，判国投敌。二人先来到广西，买了匕首和救生衣，想游过边界附近的澜沧江偷渡到缅甸，再由缅甸入泰国。怎奈澜沧江水流湍急，试了几次，都被急流卷了回来。于是改道往东，想走陆上边界，却见岗哨太多，根本混不出去。由夏到秋，钱快花光了，仍然无计可施。刘子友提出到黑龙江的中苏边境再试试，逃到苏联也行。严勇却打了退堂鼓，准备重回贵阳的厂子去上班。他把余下的钱给了刘福友，自己独自溜回贵阳。刚到厂子，就被公安保卫部门扣押审查。严勇很快就供认了和刘子友密谋出境的所有事实。于是贵阳公安就和当地政府及公安机关联系，把刘三的家暗中监视起来。

澜沧江，来自网络

刘子友哪知道这些变故，他与严勇在云南分手后，真的只身北上去了黑龙江，找寻边境。那时已是冬天，有路的地方遍地哨所，无路的地方冰天雪地，刘福友绝望了，看来出境是不可能的了，先回老家住些日子再说吧。他发现北方边境地区居然有甘蔗卖，于是买了一捆甘蔗，踏上了回乡的火车。

东北边境，来自网络

刘子友被捕两年后，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五日，一张布告张贴在公社门前的公示栏上。刘子友被以判国罪头判处死刑，在贵阳执行枪决。同案犯严勇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。

褚香秀在刘子友被逮捕后，即被学校辞退教师工作，回家务农。自此以后,她与刘三的关系还算融洽，共同拉扯着刘子友留下的两个孩子，艰难度日。

到了一九七八年，事情又有了变化。公社和大队领导带着贵阳派来的人，找刘三和褚香秀谈话，称刘子友有罪，但罪不至死，属于错判，予以落实政策，补助人民币一千元。

打这以后，刘三逢人就说：“子友要是再挺几个月就不会死了，要是等到粉碎四人帮，他就不会死了。我的儿子要是不死，现在也是大科学家了。”

刘三于八十年代初去世，享年七十四岁。之后，褚香秀带着一对儿女远走他盘锦大洼县，从此再没有回来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